【编 者 按】当下，口述史学以其在挖掘史料与再现社会底层声音方面的独特优势而迅速引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等方面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变革动力，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兴趣，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科学，其社会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势和发展动向，体现出一种重返人文的传统。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学界对其既不乏褒扬，也不乏质疑。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口述史学的可信性、口述史学的版权问题、口述历史的学科归属及呈现形式等方面，而相关研究者也迫切需要广泛了解其他地区口述史学的研究状况。为了推动口述史学的健康、快速发展，也为了廓清学界有关口述史学的一些争论，本刊特邀了大陆及港澳台几位学有造诣的学者，分别从口述历史的基本特征、口述史学的社会性、香港口述历史的具体实践、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台湾口述历史的现状及展望等方面进行研究，期冀对口述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所谓口述史，简单而言，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证词。现代口述史学兴起的标志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创建。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盛于英国和加拿大，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化与革新，同时也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它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口述史学对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贡献是跟口述史学本身的特征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也正是由于口述史学的这些特征，才令它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青睐。本文试图从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等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民主性
    在研究对象上，口述史学一反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其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人民化”(或称“大众化”)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口述史学暗示了历史研究焦点的转移：军事史学家超出将军而面向其他军阶和普通士兵；社会史学家从官僚和政治家而转向贫民；政治史家从政界精英的竞选而转向关注普通选民的内心感受；经济史家的对象不再完全是雇主，而兼顾普通工人的心声。
    在历史的撰述上，它突破了历史学家为人民群众写历史(write history for the people)方式的弊端——研究对象确实发生了变化，可是研究主体却仍然是历史学家。而真正的来自人民的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写的历史(write history with the people)，很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应该以民主、参与的方式与人民一道“共创”自己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口述史学能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历其境者的语言来重新撰写历史。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说：“通过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以及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口述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1](P7-8)
    当然，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明显的“人民化”趋向，因为一开始口述史学只是应用于著名人物的访谈。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宗旨就是如此：“创立某种组织，有系统地从活着的美国著名人物口中和文件中，获得他们过去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更为全面的记录。”[2](P29)但是，在美国新史学思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等激进运动的冲击和倡导下，一部分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史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劳工史、美国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社区史、城市史和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
    而在英国，由于口述史学从一开始就主要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比如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等等。而且，主持口述史计划的研究者也往往来自于社会学专业，像上述提到的汤普森就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因而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英国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走得有点偏激。20世纪70年代，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了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这个组织来源于一个与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有联系的群体。这个组织的成员全部来自伦敦东区哈克尼及附近地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岁不等，职业也非常混杂。但是，这个组织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群体，他们通过相互记载的生活经历再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有的也得到了当地图书馆的资助。之所以说他们做得有点偏激，是因为这个组织拒绝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参与他们的口述史学活动。这一方面是出于感情上的不兼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究式的历史学家记录的并不是他们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历史学家会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歪曲得面目全非[3](P213-214)。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还通过搜集照片以及一些工艺品，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示给当地的人民，这样的历史是来自于人民、又回到人民当中的历史。因而，“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一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叙述来建构哈克尼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另一方面，也给人民以回忆和解释过去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为历史的撰写尽一份力量。简而言之，是为他们自己撰写历史”[1](P17-18)。正是如此，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的口述史学活动也被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挑战了学术精英对于历史研究的垄断[4](P268)。
    二、合作性
    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是口述史学的另一显著特征。也即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口述史学不再是访谈者单方的产物，它是受访者和访谈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受访者既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史学研究的主体。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给口述史学的定义中就直言：“口述史访谈通常是指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史学不包括随意的录音……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5](P19)
    传统的史学研究由于其对象大都是“不能说话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这些档案和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研究者某种假设或结论的证据，只有符合假设或结论，这些资料才能派上用场；反之，它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而口述史学一改往日的旧貌，受访者有充分的自由为自己辩护，作为访谈者来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受访者。尽管访谈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设想任意设置问题，但是受访者也有权回避回答或故意隐瞒事实，更何况访谈者在出版口述史学著作之前，需要取得受访者的同意。因而，为了更好地记录口述史资料，双方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诚恳的态度来对待，目的就是为将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其实，口述史学的这个合作性特征，在口述史学界也曾经引起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的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建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史的书都将访谈者的提问删除了[5](P28)。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访谈者在访谈中应当处于“主动”的地位，尽管受访者是“主角”。不过，他们照样担心太主动的访谈者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立场影响整个访谈。因为访谈者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么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访谈者首次诠释的基础上再进行的叙述。
    但是，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便极力主张口述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在他的专著《共享权威》一书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观点，即口述史访谈双方都对这一创作过程负责，共享权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