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4期13版“特别策划”文章之一。

　　西方新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因其将普通民众的生活视为研究内容，又称“社会文化史”。从内容上看，几乎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饮食、服装、身体，甚至包括梦想、记忆、幽默、礼仪、阅读与收藏等新的研究内容，故亦称“日常生活史”或“微观史”。

　　“新文化史”这一术语是在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中首次出现的，该书将此前出现的具有相似倾向的历史学研究都归于“新文化史”的名下，用以概括早就在欧美产生并具有前沿性和革新意义的新型史学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学著作数量激增，世界一流大学都有研究者关注和探索。

　　新文化史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是由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共同发起和推动并付诸实践的运动。这些新文化史家深受来自诸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多方面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突破了历史研究的狭隘局面，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方向发展。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颠覆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它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计量史学风格和在20世纪60—70年代影响欧美学术界的西马风格的反动。

　　计量史学的代表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将历史问题或研究对象计量化，因为这是将历史变成科学的重要前提。但是，计量化研究方法不具有史学研究的普适性，诸如人的观念、情感、心理活动等诸多历史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同时这种方法太过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其研究结论也无法得到检验。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呼唤历史研究由分析再回归到叙事之中，并由此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宣称，“语言学的转向”是20世纪人文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它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认为经济基础处于底层，是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新文化史学家则反对这种将因果关系固化或僵化的解释模式，强调更为广泛的“文化解释”。他们认为，史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借此形成某种“意义”。他们还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描述巴厘岛“斗鸡游戏”，揭示出日本文化与巴厘人文化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则通过“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对与夏威夷人相遇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突破

　　新文化史的“新”，首先体现在它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史。新文化史家的视野更多地投向了下层，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他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从长时段角度影响着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一个时代或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例如，勒鲁瓦·拉杜里在《蒙塔尤》中考察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研究的是1540 年法国朗格多克村一个农民的传奇故事，彼得·伯克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新文化史家正是通过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的研究，来解释一些大的问题和主题。